而除了“能否”的问题，当然还有“应该”的问题。很少有作者公开热衷于讨论人工智能技术官僚制的可能性。即使在超人类文学中，技术官僚制有时也会遭到反对。最突出的，休斯在《公民赛博格》(Citizen Cyborg)(2004)中指出，技术应该由我们民主地控制，除了理性、科学和技术，我们还需要民主。不仅如此，休斯还敦促说，对自然的技术驾驭“需要彻底的民主化”。他呼吁建立一种民主形式的超人类主义和超级智能：我们将诞生其他形式的智能，但我们现在应该“结束战争、不平等、贫困、疾病和不必要的死亡”，因为这将决定超人类主义未来的形态。此外，当前的人类将设计未来的人类，这一观点提出了与此时此地相关的代际正义问题：我们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吗？然而，许多超人类主义者更愿意关注遥远的未来，一个不一定发生在地球上，也不一定发生在我们所知的人类身上的未来。如今，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等科技界亿万富翁似乎都支持这样的愿景，并制定了太空开拓计划。
一些后人类主义理论提到了机器的政治地位以及将政治共同体扩大到机器的想法。在上一节中，我已经提到哈拉维是如何主张一种跨越有机体/机器界限和生物物种/技术界限的政治，反对霸权秩序和二元对立。这不仅关系到动物的政治地位，也关系到机器的政治地位。赛博格的隐喻意在解构人类/机器二元论。哈拉维表达了一种后人类主义政治和一种“与新技术纠缠在一起的女权主义政治”(Atanasoski and Vora 2019)。不过，这里的重点也不仅仅是我们需要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技术，我们还需要重新思考人类和政治。格雷（Gray 2000）在《赛博格公民》(Cyborg Citizen)(2000）一书中继承了哈拉维的赛博格想象。这个词指的是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不断通过技术改造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是赛博格。那么问题是：“赛博格社会”（cyborg society）意味着什么？在“电子复制（electronic reproduction）时代”，公民身份意味着什么？作者认为，技术就是政治性的，必须以更加民主的方式形成技术秩序。既然知识就是力量，那么赛博格公民就需要掌握信息来治理国家。在新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新的政治体制。
第六章 非人类怎么办？环境政治与后人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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