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在某种程度上，本书使用并回应了标准的英语世界的政治哲学，所提出的框架也部分复制了其偏见、文化政治取向和局限。例如，我在英语世界的政治哲学研究中遇到的许多讨论都想当然地以美国的政治和文化为背景，从而忽视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其他方法和背景，甚至可以说更糟糕的是，忽视了他们的哲学观点、论据和预设，是如何受到他们自己的政治文化背景所形塑。此外，大多数现代政治哲学都专注于民族国家的背景，未能应对全球背景下出现的挑战。在进一步发展学术界和非学术界对人工智能和政治的思考时，至关重要的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并应对人工智能政治所带来的挑战；同时要考虑到这些问题产生的全球背景，并对不同民族和文化在思考技术、政治乃至人类问题时的文化差异保持足够的敏感性。一方面，鉴于人工智能不会止步于国界，其影响超越了民族国家，又鉴于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人工智能参与者（不仅有美国，还有欧洲的国家，以及中国等），因此在全球背景下思考人工智能的政治问题，发展一种全球人工智能政治或许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计划会带来挑战。例如，各种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已经在制定应对人工智能的政策；但是，这种国际性工作——国家之间的工作——是否足够，或者我们是否需要（更多）超国家的治理形式？我们是否需要新的政治体制、新的政治技术在全球层面来治理人工智能？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全球政治技术？另一方面，必须牢记的是，本书提供的文献反映了特定的政治背景。例如，当尤班克斯（2018）批评以特定的道德主义方式处理贫困问题时，这种批评是在美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而其他国家并不一定认同美国的政治文化，而且那种政治文化也有其自身的挑战。对人工智能政治的思考需要对文化差异的这个维度更加敏感，特别是如果它要同时在本地和全球背景中变得更具关联性、更富有想象力、更有责任感、更有实际意义的话。
人工智能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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