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这并不威胁消极自由，因为没有人被迫去做什么或决定什么，但人工智能的助推却对积极自由构成了威胁。人工智能通过利用人们的潜意识心理来操纵他们，毫不尊重他们作为一个希望设定自己目标并做出自己选择的理性人。广告和宣传等潜意识操纵形式并不新鲜。但助推自诩是自由主义的，其在人工智能的加速作用下，很可能会产生无处不在的影响。助推可以由企业进行，也可以由国家进行，例如为了实现一个更好的社会。但是，与伯林（1997）的观点一样，人们可以认为，以社会改革的名义侵犯积极自由是有辱人格的：“操纵人们，推动他们实现你（社会改革者）看到而他们可能看不到的目标，这是否定他们作为人的本质，把他们当作没有自己意志的客体，从而贬低了他们。”伯林认为，家长制是“对我作为一个人的侮辱”，因为它没有尊重我作为一个自主的人，我希望做出自己的选择、安排自己的生活。这一指控似乎也适用于所谓的“自由主义”家长制的助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自己的选择受到了影响，比如在超市里购买商品时。
这就使得通过人工智能进行的助推至少是非常可疑的，而且—就像所有侵犯消极自由的行为一样—初步看起来就是不合理的（除非另有证明）。如果有人仍想以这种方式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他就必须提出比积极自由更重要的原则和利益。例如，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健康和生命比尊重其自主权更重要，或者说，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存续比那些不了解自己对气候的影响或不愿为解决这一问题贡献力量的人的积极自由更为重要。尽管人们认为对积极自由的侵犯可能比对消极自由的侵犯争议要小，但重要的是要理解这里的利害关系和风险：为了人们自身利益或社会利益把人当作操纵的对象（如抑制肥胖），无视他们自主选择和理性决策的能力，把他们当作达到目的（如达到气候目标）的手段，而这些目的是其他人（如政府、绿色改革者）独立于他们所设想的。目的（如良好的目标）何时以及为何能证明手段的合理性，如果有的话，如何证明这种贬低的合理性？谁来决定目标?
第二章 自由：人工智能操纵与机器人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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