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菲通过强调政治对抗和差异来回应哈贝马斯和其他以协商和共识为导向的民主理念：差异会永远存在，而且应该永远存在，从冲突中得到救赎是没有希望的。与柏拉图和理性主义的政治与民主理想相反，她认为所有冲突都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政治解决方案。相反，冲突是民主制度有生命力的标志。这就是她所说的政治的论争性维度（the agonistic dimension)。她将政治理解为“所有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对抗维度”(Mouffe 2016；另见Mouffe1993；2000；2005)：无论具体的政治实践和制度如何，对抗维度永远无法消除。这也意味着排斥是不可避免的。没有排斥的理性共识、没有“他们”的“我们”是不可能的。民主社会中的冲突不应被根除。政治认同是以划分“我们”与“他们”的方式产生的（另见第六章）。此外，与杨一样，墨菲也承认情感与理性并存：“激情”也同样发挥着作用。然而，冲突并不意味着战争：他人不应被视为敌人，而应被视为对手和竞争者。这种对民主的理解承认了社会生活中纷争的现实（Mouffe 2016）。组织化的社会并不存在理性或客观的方式，因为这种解决方案也是权力关系的结果。理性的共识是一种幻想。相反，墨菲提出了论争性多元主义(agonistic pluralism)：一种基于建设性分歧的制度。正如法卡斯(Farkas 2020）所指出的，墨菲受到了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影响，后者认为任何意见上的一致都必须依赖于生活形式上的一致。不同声音的融合不是理性的产物，而是共同生活形式的产物（Mouffe2000，70）。墨菲反对哈贝马斯以及一般的协商和理性主义方法，主张培养“一种作为民主公民的多元形式”。如果我们不能建立起这种论争性多元主义，那么另一种选择就是专制主义，即由领导者作出客观真实的决定。
第四章 民主：回音室与机器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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