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在下一章再次讨论情感问题。就目前而言，很明显，那些诉诸专业知识、真理、理性和共识的人（从柏拉图到哈贝马斯）与那些将民主视为斗争和/或直接参与的人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正如法卡斯和舒尔（2020，7）所说，民主是人民的统治而非理性的统治。协商一参与式民主理想和论争式民主理念都不同意普通人可能偏爱专制或人民可能是冷漠的警告〔参见例如Dahl1956或Sartori1987，如萨托利（Sartori）所说：选民很少行动，他们只是“做出反应”]，也不同意熊彼特（Schumpeter）等人所捍卫的观点，即“普通人根本没有能力理解政治决策背后的问题，因此他们乐于将这些决策交给那些他们认为更有资格处理这些问题的人”(Miller 2003，40；米勒的强调)。
但人们如何才能获得这种能力呢？是像朗西埃认为的那样，自我教育就足够了，还是像杜威提出的那样，我们需要普遍教育？杜威的民主理念是非代议制的。但即使在代议制中，我们也可以说，人们需要接受教育以便更好地选择他们的代表。此外，教育还能抵御专制主义的危险。重点不是像密尔所提议的那样，把更多的选票投给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这也与柏拉图式的观点不谋而合），而是要教育每一个人。科学技术能否通过这种教育帮助人们克服无知？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利用科学技术以及提供什么样的知识。事实是必需的，但未必能改变人们的思想，正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仅有信息是不够的。此外，还存在以科学技术和良好管理取代政治的危险。在政治上使用人工智能往往会得到一些人的鼓动或支持，他们认为政治斗争和混乱的复杂性可以简化为理性决策，并往往寻找着在客观上比其他选项更好的结果。有一种柏拉图式的诱惑，即把政治变成一个关于哲学真理和专业知识的问题。在“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见第二章）一文中，伯林已经警告，不要把所有政治问题都变成技术问题：如果每个人都同意某个目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只是手段问题了，这些问题可以“由专家或机器来解决”，政府就变成了圣西门（Saint-Simon）所说的“事物的行政”(the administration of things )( Berlin 1997，191)。此外，科学知识可能是政治判断的必要条件，但肯定不是充分条件。马格纳尼（Magnani2013）认为，我们在道德方面所需的知识不应仅仅是科学知识，“还应该是蕴含在重塑的文化’传统中的人文和社会知识”；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应对新的全球条件下人类生活”的道德，这需要将那些在空间或时间上往往非常遥远的结果纳入考量，而这需要想象力。政治知识也是同样道理。此外，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正如杜威所提出的那样，让政治更具包容性、减少技术官僚主义并依靠集思广益，这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因为它带来了社会和政治知识：这些知识嵌入在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之中并由其塑造，而科学是无法（轻易地）提供的。这可能有助于政治想象力。
第四章 民主：回音室与机器极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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