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逻辑的核心在于维持最低利润率作为财务准则。它就像过滤器一样筛选生产项目，即使是盈利的项目，达不到最低利润率也会被淘汰。这种筛选会导致经济增长乏力和就业率低迷。但这种寄生逻辑的存在，是因为某些资本增殖回路能提供更高的回报。在这方面，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和边缘经济体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形式至关重要。东欧转型国家融入全球经济、放弃发展主义战略，都为中心国家金融市场积累的虚拟资本提供了养料，这得益于进口投入品价格的降低和海外利润的汇回。这种“帝国红利”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30年来，跨国公司能够从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中获利，对“全球南方”国家的公司行使寡头垄断市场的权力，并依靠美元以及（在较小程度上）欧元在国际上的主导地位。①中心地区的特权能否持久？或者说，外围资本主义活力的激活是否必然导致这些特权的削弱？这些问题超出了本书的范围，却与本书所关注的问题息息相关。由于中心地区积累的虚拟资本部分依赖于外围地区对利润的饥渴，因此虚拟资本的可持续性也涉及地缘政治层面。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霸权时代，国际强国之间的竞争与它们的金融地位和影响力密不可分。同样，在今天，美国的军事优势有利于美元和华尔街机构在国际上发挥作用（Prem，1997)。
虚拟资本：金融怎样挪用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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