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B.鲍威尔②的人学自我异化思想。鲍威尔把黑格尔绝对观念的自我异化移植到了自我意识中，并进一步将此运用到宗教批判上。诚然，他的观点仍是唯心主义的，但实际上却得出了比费尔巴哈在理论逻辑上要深刻得多的思想。在1842年鲍威尔所著的《自由的功绩和我自己的事业》一书中，他指出宗教并非像费尔巴哈所说的仅仅是人的本质的一个投影，只要将人自己创造的对象(上帝)收回自身就完事了。人的自我意识之自我异化比这种简单的转换要复杂得多，异化的发生源于人的本质—自我意识自身的败坏，因而它外化为抽象实体的上帝自然也是败坏的，将一个歪曲了的上帝收回人自身，是不可能根本消除异化的，除非人的本质自身发生真正的变革。这是施蒂纳①“类”哲学批判和后来尼采②“上帝死了”口号的先声。鲍威尔对费尔巴哈的批评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对那种将马克思从唯心主义的思想简单“颠倒”为一般唯物主义的思想的思路的一个界外理论透视。对费尔巴哈的反思和改造，并不是由青年马克思独立完成的，异质于费尔巴哈，批判了费尔巴哈，并不就会出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点我们在后面有关施蒂纳的讨论中还会更清楚地体会到。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切什考夫斯基：《历史哲学引论》，柏林，1838年，第129页。
②布鲁诺·鲍威尔(BrunoBauer，1809—1882)，德国哲学家、神学家。1834年起在柏林大学任神学讲师。1839年，因发表反对正统派的小册子被调到波恩大学任讲师。1840—1842年间，他相继发表《约翰福音史批判》和《对观福音和约翰福音史批判》等书，以同施特劳斯争论的形式，更加尖锐地批判了宗教神学。在青年黑格尔派的运动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并成为这一派的首领。1841年8月，鲍威尔因批判宗教触犯当局而被开除出波恩大学。1843年以后，他越来越脱离实际生活，沉湎于纯粹的理论批判。1843年12月至1844年10月，他在《文学总汇报》上发表文章，公开背弃了原来所持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立场，大肆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和英雄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主要代表著作有：《福音的批判及福音起源史》(1840)、《斐洛、施特劳斯、勒男与原始基督教》(1842)等。——本书作者第二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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