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之见，马克思这时在面对社会生活的基本哲学前提中，已经明确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的观点。这是他在历史研究中对费尔巴哈一般唯物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正确认同。但是，这种唯物主义的社会观点还没有在经济学的更深层面得以确立，更谈不上在对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的三个理论层级的全面超越之后，创立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视域。有关这一点，在苏联、东欧哲学和经济学专家(包括MEGA2的编者)的语境里根本无法浮出他们意识的地平线。同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哲学家们也完全忽视了这一点。
接下去，我们在笔记中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马克思对普雷沃根据穆勒来解释李嘉图的附录文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是在这里，我们管窥到《巴黎笔记》中马克思首次较强幅度的思想碰撞活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据我推测，面对具体的经济学描述，马克思一时还很难深入探讨，但对于对经济学思想的一般理论概述，马克思则持有较大的理论思考空间。马克思在刚写下标题后不久就注意到，普雷沃(穆勒)的观点是着眼于“把斯密与李嘉图区分开来的学说”。第一部分，马克思摘录了七个论点。其中，当摘录到第二个观点，即普雷沃称赞李嘉图学派是深邃的经济学家，“就在于把科学的东西归结为十分简单的东西，以平均数为基础，这样可以撇开可能妨碍它们一般化的一切偶然情况”①时，马克思气愤地质疑道：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参见[英]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郭家麟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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