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马克思这里的人的本质(关系)虽然加上了“社会的(gesellschaftlich)”定语，但它却真是一种抽象的规定性。马克思在此文中31次使用Gesellschaft及其形容词。与马克思不久之后写下的《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本质相比，它可以说同样是抽象人本主义的东西。因为这种所谓的“真正的共同本质”(实际上是赫斯那个未被异化的理想化类交往)并不是现实存在的东西，而是一种理论化的价值悬设。这与后来马克思在1846年所指认的那种基于物质生产条件的现实的解放可能性是根本不同的。①因此，马克思此时无法看清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实中这种复杂的客观事物化和颠倒了的社会关系的内核。于是，经济现实中客观颠倒的社会关系被理论地指认为异化：“有没有这种共同本质(Gemeinwesen)，是不以人为转移的；但是，只要人不承认自己是人，因而不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这种共同本质(Gemeinwesen)就以异化的形式(Form der Entfremdung)出现”②。在马克思看来，再往更深处探究，社会联系的主体是人，这个人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作为“现实的、活生生的、特殊的个人”，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是“自身异化的存在物”。而由于“这些个人是怎样的(Wie)，这种共同本质(Gemeinwesen)本身就是怎样的”③，异化的人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异化。在这里，人的存在决定社会关系，而不是社会关系决定个人。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理论尺度相比，这里所布展的正好是一种相反的逻辑。只有在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时，才可能完成真正分析解决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颠倒问题的任务。
很明显，马克思从最初的对经济研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的哲学论说出发，开始实现一种总体理论逻辑上的飞跃，从对货币的异化现象的关注升华为对交换这一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异化的研究。这样，马克思此时的理论研究具有崭新的意义，因为他开始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经济异化理论的完整逻辑框架了。潜在的话语与自觉的理论原则在此重合了！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在这里紧紧扣住了一个极重要的他不久前已经觉察到的问题，即人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从自然的奴隶变成了自己创造物的奴隶。这与那种早期人受自然支配的现象有共同的特征，即人被外物所奴役，人类主体仍然不是他(应该是的)自己命运的主人。显而易见，在马克思当时的人本主义历史观框架中，这种思想带有极强的伦理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
第二章 经济学语境中哲学话语的沉默与凸现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25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德]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Karl Marx，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 Parise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2), N/2,Text, Berlin:Dietz Verlag, 1981,S. 452。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页。中译文有改动。
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