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马克思开始运作一种现象学批判的构架。如前所述，在此马克思所标注的“社会”这个规定性，都是费尔巴哈式的真正的没有被异化了的那种人与人的类关系。我们在《1844年手稿》第三笔记本中还会遭遇这个又改变过了的“社会”范畴。
由于在交换条件下，人与人的“社会的”关系，即将我们联结起来的那个交往类本质，已经颠倒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利己的、事物化的东西，一种“赋予我支配你的权力的手段”，所以，在现实的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生活中，“我们彼此同人的本质相异化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本质的直接语言在我们看来成了对人类尊严的侮辱，相反，事物的价值(sachlichenWerthe)的异化语言倒成了完全符合于理所当然的、自信的和自我认可的人类尊严的东西”②。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生活在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过程中的每个人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他人心目中的东西；人为了占有他的物品时，实际上把自己变成了手段、工具、某种物品的生产者。第二，一个人自己的物品对其他人来说，仅仅表现为“对象(Gegenstandes)的感性的外壳，潜在的形式，因为你的生产意味着并表明想谋取我的对象的意图。这样，你为了你自己而在事实上成了你的物品的手段、工具，你的愿望则是你的物品的奴隶”③。
面对这样一种人的类本质之异化状态和人类主体颠倒为事物的现象，马克思自然是予以否定的。按照他的理解，这种异化的主体正是处于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无产阶级。如上所述，此时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马克思，正在寻求被压迫阶级起来革命的根据，他要求以“武器的批判”去扬弃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历史现象，使人类主体回归到它本应该处于的正常状态。可是，由于人的革命此时还是“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35页。中译文有改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此处中译文将Gegenstand一词译作“物品”，我改译为“对象”。—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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