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也不可能是科学的。因为首先他否定了劳动价值论，进而也就简单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在这一点上，虽然马克思并不同意恩格斯的理论思路，但他在经济学学理上仍然受到青年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深刻影响。例如，在此时的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现实是由私有制和竞争造成的，私有制是国民经济学不予以认证的事实，但由异化劳动所构成的现实关系实质上又是由竞争造成的偶然的假象。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此根本不可能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作出科学的评价。所以，他与青年恩格斯一样，不加区分地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与庸俗内容统统贬斥为“敌视人”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越向前发展，就越在异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所以，如果斯密是“国民经济学中的路德(ökonomischeLuther)”，那么李嘉图就是它的“犬儒主义”的代表。斯密是“国民经济学中的路德”，是恩格斯在自己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说法。这些评价，与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以后对古典经济学的科学认识有着极大的异质性。
最后，让我们来分析《1844年手稿》的内在逻辑结构。从文本的写作进程来看，他首先按青年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思路写下第一笔记本的前半部分(以下简称1-1)。这是一种对国民经济学指认的“事实”的直接批判，这种批判的思路实际上也很接近蒲鲁东的社会主义。苏联学者拉宾无法透视这类写作思路，将其简单地指认为马克思自己“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作了在他们本身范围内的批判”。这种含糊不清的界定根本不可能透彻说明马克思接下去的话语转换。①然后他进一步否定这一思路，转而写下第一笔记本的第二部分(以下简称1一2)，即异化劳动的四个层面，这是青年马克思自己重新确立的推翻国民经济学基本构架的哲学人本主义的批判大纲(人学社会现象学)。接下去，是对这种批判的理论认证，即在第二至第三笔记本中具体展开经济哲学分析。以上这些构成了《1844年手稿》的主体部分。
第三章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与走向客观经济现实的复调语境
①孙伯镂、姚顺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等主编，八卷本)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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