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马克思立即对劳动产品异化作了一个现象学分析：“国民经济学以不考察劳动者（即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unmittelbareVerhältnis)来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Entfremdung in dem Wesen derArbeit)”。马克思在原稿的“劳动者”和“直接”两个词下打了双线以表示特别重要。在此文中，马克思在《穆勒笔记》中形成的关于人的社会生活关联性的思考更加复杂起来，不仅使用了原来已经出现的Verhältnis(关系，出现35次)、Beziehung(联系，出现11次)、Band(联结，出现15 次)，而且还新使用了《穆勒笔记》中没有出现的表示人们之间共同关联性的Zusammenhang(关联与境，出现7次)。什么是直接关系？它就是劳动者的劳动对象化，即物质生产本身才是产品的直接创造过程。“劳动同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劳动者同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有产者同生产对象和生产本身的关系，不过是前一种关系的结果和证实。”②这一句话，点明了马克思从对象化开始他对劳动异化的分析的原因。这一点与重农主义之后的古典经济学的“社会财富说”是一致的。尤其是后一句话，它透析出资本家与生产以及产品的关系(交换与分配)是劳动者与自己生产的结果的直接关系之产物，这种思想极其深刻。因为它同时超越了蒲鲁东的分配改良论和赫斯的交往一交换异化论的双重视域。从生产出发的对象化考察是一种客观指认，即作为物质实体的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客观异化和对立。这里的对象化是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入口。当然，对象化也是“事物的异化(Entfremdung der Sache)”!这也是社会现象学批判的第一个物相的层面。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2—93页。中译文有改动。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中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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