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简单地回顾一下，从真实的文本资料看，由于受切什考夫斯基的影响，赫斯较早(1840年)就提出要从黑格尔的思辨走向实践。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在赫斯眼中，整个青年黑格尔派就是“今日的实践哲学”①。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1842年以后，他进一步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人的“自由的、独立于各种外在强制的活动”，甚至提出人的实践本质就是交换、交往和协作这一类的“现实的生活活动”和人的物质交往关系。②值得注意的重要的新情况是，1844年上半年以后，他比马克思更早对费尔巴哈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费尔巴哈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还是停留在思想中，没有达到人道主义的实践结论—社会主义。他称自己的哲学为“实践的人道主义(praktischen Humanismus)”，以此区别于费尔巴哈的“理论的人道主义”。有意思的是，一个半世纪以后，一些中国学者竟然将实践人道主义再一次简单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1845年1月17日，赫斯写信给马克思，介绍了他在《最后的哲学家》(Dieletzten Philosophen,Darmstadt:C. W.Leske)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并谈到他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宣布了宗教和哲学过程的终结”。我设想，马克思是在收到赫斯这封信之后，写下了这篇含有特定针对性的《黑格尔现象学的建构》。赫斯的思想转变对马克思最终解构费尔巴哈人本学逻辑产生了重大作用和影响；另外，对其发挥重要作用和影响的还有，施蒂纳在1844年10月发表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毁灭性打击所带来的刺激；当然，更重要的“助产术”是此时马克思自己关于经济学和政治革命史研究的新境。
显然，这时通过批判费尔巴哈那种离开了社会实践的人道主义，提出以感性的活动、实践和现实的活动来承接社会主义的人是赫斯。关于赫斯的这种“实践人道主义”，我们在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和《神圣家族》中已经有所了解，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基本是持肯定态度的。可是在这里，马克思还是简单地肯定吗？我以为不是。马克思第四点的思想聚焦于两个“等于”，从上下文语境我们能感受到，马克思正在叩问自己。扬弃想象中的对象(黑格尔的观念异化、费尔巴哈的人之本质异化以及赫斯与马克思自己的劳动异化)，就能等于真正的对象的扬弃？就能等于现实实践？“还需要发挥”本身意味着，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对上述逻辑等式产生了疑问，更重要的是，如果实践是抽象的非历史的逻辑结果的话，那么这会是真正科学的吗？显然，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刚刚开始还没有完成的思想实验！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德]赫斯：《欧洲三同盟》，载《哲学与社会主义论文集》(1837—1850年)，柏林，1980年，第170页。
②参见《德国和法国与中央集权问题》，载《莱茵报》1842年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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