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马克思在这两条中究竟想弄清楚什么问题呢？以我之见，马克思这里虽然写的是费尔巴哈，但心里真正要超越的却是赫斯和自己不久前的逻辑构架，即人本主义的非历史的抽象方法，尽管那种方法已经在为无产阶级革命寻求根据，尽管那种方法已经从费尔巴哈推进到劳动(以及《神圣家族》和《评李斯特》中的工业和实践)。不过，由于此时赫斯还是一度领先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同路人，马克思不便将矛头直接指向赫斯。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一年后在与赫斯共同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时，出现了赫斯既是作者又是被批判对象的微妙情形。但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赫斯的实践人道主义从根本上并没有超出费尔巴哈！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赫斯的实践哲学(甚至也可加上唯物主义的后缀)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仍然是以抽象的“人”为基底的。这种抽象的不属于任何时代和社会实践的人，在本质上还是德国“市民社会（bürgerlicheGesellschaft)”之上的意识形态！①马克思自己在《1844年手稿》前后居有的“人”和“劳动”观念的性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那里，理论逻辑显性的表层是从费尔巴哈进入到实践和生产，可是深层的先验人本学逻辑方法，却使哲学对经济现实的投射重新坠入一种隐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由此，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深层思考语境才可能逐渐显露出来。
第四章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美国学者麦金太尔曾经发表《一条未走之路》一文，于其中指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思想变革主要是“超越市民社会的立场”，这一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麦氏在此文中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重大挫折中试图重新解读马克思，许多论见值得我们深究。此文中译文见《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另外，郭沫若先生将bürgerlicheGesellschaft直接译作“有产者社会”。郭沫若的译本参见《梁赞诺夫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夏凡编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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