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难发现，从一定的“社会历史进程”出发，绝不是一种在传统哲学思路中能够承袭的规定性。所以我又不得不指出，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一种哲学解悟。通过《布鲁塞尔笔记》的前期研究，马克思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到了西方经济发展史的整体，以及这种与经济发展的每一个具体时段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因为这是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中摘录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佩基奥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史》、加尼耳的《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比较研究》、布朗基的《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等书的主要线索。同时，也由此，在《评李斯特》中，马克思才能认识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实的反映，它“只是给这一社会制度提供相应的理论表现”②；他才能正确地注意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出发点只能是现实的市民社会，“而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③；他也才可能将“目前的工业理解为一个过渡的时期”。实际上，马克思突然发现，当时经济学、哲学所讨论的“人”在实质上都还只是市民社会里经济关系中的具体的人，在此，个人正是由特定的现实经济关系历史建构的，而不同的经济关系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关系才形成特定的具体个人生存的规定性。从哲学角度反思这一点，马克思才第一次在哲学逻辑中发现，从这种对现实的社会历史生活的真实了解出发，任何社会现象和人类生活都历史地“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bestimmtenGesellschaftsform)”①!所以，个人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个人，人的本质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实践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性的实践，观念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现实生活的历史性的社会观念。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前夜的实验性文本
①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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