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此我特别提醒读者，由于斯密理论的现实社会基础还是资产阶级社会早期手工业生产这一特定阶段，此时资产阶级社会经济体系还处于早期市场交换的建构进程之中，所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还没有完全表现为彻底的社会化和事物化(Versachlichung)的形态。①斯密从分工出发，着眼于人与人的直接劳动交换关系，着眼于“财富主体本质”的指认，这是一种必然的历史描述。②斯密的这一理论局限性，直接影响了一批早期经济学家，其中也包括1845年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初步肯定政治经济学科学前提的马克思。
此外，还有斯密指认的那个“看不见的手”(Theinvisiblehand)的观念。如前所述，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里，封建经济(包括重商主义)人为地干预经济发展过程，是违反自然秩序、不符合人的本性的。重农主义反对人为经济，已经提出自然秩序。这确立了一种观念：资产阶级社会经济是最符合人性的，因为它是建立在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放任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法则是在自由竞争中自发地客观实现的。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斯密则更加明确地反对一切妨碍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东西。③他认为，“农业是有固定性的”，它是由固定的土地、固定的住所和必然固定化的生活支撑着的。④而只有工业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产业中才第一次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即从经济上打破一切固定性的自由。这是因为在这个“人做了一切”的制造业中，人也才获得了生产中的一种自由空间，而且它居于个人自由活动之上，这就自然形成了市民社会所特有的客观经济规律。
第一章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Versachlichung一词在国内传统的马克思研究中，通常被译作“物化”。上一世纪70年代起，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将其日译为“物象化”。近期，国内学术界开始受其影响。在我最近的思考中，我逐步开始觉得此词合适的中译应该是“事物化”。Versachlichung一词的词干Sache在德文中是与Ding(物)有一定区别的、与人相关的事物。马克思在自己的研究中，始终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概念。—本书作者第三版注。
②参见孙伯镁、姚顺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主编，八卷本)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页。
③参见[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29页。
④参见[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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