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评述马克思的这本重要著作之前，我们想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进行一些简单的评述。过去的研究也可能有意回避了这些方面。
对于蒲鲁东的思想，以及他与马克思的关系，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已经进行过一些初步的分析。需要强调的是，当1846年蒲鲁东自认为他第一个用哲学的观点为经济学提供了内在理论结构的时候，马克思已经在从事政治经济学第二阶段的研究。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他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面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步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过程。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过渡阶段：一方面，马克思彻底摆脱了人本主义哲学构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方法中科学地面对历史；另一方面，马克思已经正确地理解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前提，根本上转变了他对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认知态度，但还没有直接开始着手自己独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鲁迅语)处于思想变革状态的马克思，在这个时期的论著都很自然地带上了一种过渡性质的色彩，即科学的方法、研究前提与尚未解决的经济学具体理论问题之间的矛盾性。所以，对马克思这一阶段关于具体经济学和历史问题的看法，我们只能进行历史的指认，而不能夸大其理论逻辑语境的意义。这是我们一定要警惕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5月5日致信蒲鲁东，邀请他参加国际社会主义的通讯组织，并请蒲鲁东担负起该组织在巴黎的通讯工作。①可是，蒲鲁东在当月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反对社会主义者用革命的手段来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他主张“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换句话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使财产的理论转过来反对财产”①。当然，他是想在承认现实社会的前提下，用温火式的改良来医治资产阶级社会。同时，蒲鲁东明确表示愿意同马克思进行讨论，交流彼此之间的不同观点。蒲鲁东在给马克思回信时说，他的新著《贫困的哲学》即将问世。正是在这本书中，蒲鲁东自认为他用哲学真正拯救了政治经济学，即既批判了政治经济学的“保守主义”，又批评了社会主义的“激进主义”。这样看来，他真是以神性的名义在拯救世界。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最后视域
①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4—4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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