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谈到，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真实出现的资本主义价值硬通货是真正的非观念的“一”，是柏拉图的理念和虚幻上帝神性的真正历史性实现，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的基底正是这个资本(价值实体)的“一”。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中，人类社会第一次创造出一个全面的、丰富的劳动关系体系，人的“类本质”在价值交换打破地域局限的普遍性中，才出现真正的交往的全面性。但是，这种人类主体的本质关系并不以自身的形式直接表现出来，而是以事物化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它也必将以主体(个体)间隔了的事物化形式才能得以实现。实际上，黑格尔深刻地看到这里本质“沉沦”于物相的必然性，所以外化才必然地就是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谈论过，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是人之类(本质)的抽象，绝对观念的历史形成中必然出现的颠倒世界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全面颠倒的隐喻，甚至是它的真实描述。黑格尔解读出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真实蕴涵，他发现只有在资本主义运动中，自然界才成为对象。海德格尔后来重复过这一点。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高点(马克思的“人体”之喻)。事物化的魔鬼成了上帝本身，人恰恰通过事物化才痛苦地发展了自身。这是一种颠倒的历史。其实，这首先不是观念之颠倒，而是现实历史本身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客观颠倒。不过，对于这一点，不仅费尔巴哈没有看到，1845年以前的青年马克思也同样无法理解。如上所述，在1845—1847年的哲学变革中，马克思一方面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建构，另一方面从一般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由分工入手，批判性地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各种客观矛盾。但是，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中，马克思放弃了现象学批判。这样，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所特有的事物化颠倒，社会现象与本质的不一致性，则在实证性的研究中被有意无意地弱化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哲学的贫困》。那里还是哲学与经济学的分立点。
当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开始具体的经济学理论逻辑建构时，他才更深刻地理解了李嘉图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都记得，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同时批判了黑格尔与斯密、李嘉图，那时他凭借着人本主义社会现象学，从主体向度出发，用人本主义一层层剥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所肯定的现象的丑恶面具，从而复归人的劳动类本质。1845年以后，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他在放弃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同时，也放弃了现象学批判。他的焦点意识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内在的客观矛盾，而不是在于这种社会历史规律的表现形式与现实具象。因此，事物化(“异化”)与颠倒的经济现象并不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的主题。在1847年以后特别是50年代的第三次经济学研究进程中，马克思在对大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表象的研究中，再一次从主体(劳动)出发，也再一次开始关注经济关系的事物化与颠倒的问题。他再一次从经济学研究中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劳动到价值、货币再到资本，这是劳动和劳动成果本身事物化与颠倒的二次方，是“异化的异化”。而这里从主体出发指认的颠倒与事物化的发生，不再是相对于人本主义类本质的“应该”，而是相对于“先有”(封建社会及以前的经济关系)与“后有”(共产主义的人类理想化生存之客观可能性)，这一“先”一“后”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后者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可能性。对于前资本主义的“先有”，这种事物化是一种客观的进步，也是人的进步；而对于“后有”，这种事物化则是奴役、对抗的历史形式。马克思指出了面对“先有”与“后有”的事物化的不同，它正是马克思此时的历史逻辑与过去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一个很重要的异质性区别。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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