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②
在古代人类生存体中，人是人的目的，它彰显了一种崇高的人性光辉；而在现代社会，生产(为了交换)成了人的目的。它又预示着人在后现代中的消亡，如福柯所言，它将被抹去痕迹，如一张沙滩上的脸。这种比较又是一种历史维度参照下的比较。
当然，马克思丝毫没有将第一大社会形式设定为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式(如卢梭的自然社会)的企图，因此这里也根本不存在什么相对于“现有”的第二大社会形式“异化”的悬设的“应该”。第一大社会形式曾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客观地存在过，实际上，这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的和简单的社会机体。此外，还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相对于先有的社会(固然是直接的人与人的共同体)，现有的资本主义社会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所以，马克思旗帜鲜明地指出，“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③。这就使马克思的观点既区别于卢梭、西斯蒙第与蒲鲁东之类的浪漫主义逻辑，也异质于马克思自己《1844年手稿》中关于非异化人的本真类关系的逻辑设定。拎清这一点，对于我们科学地评价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科学地理解马克思在历史现象学中再一次引入的事物化、颠倒和异化关系的意义，都是至关重要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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