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卢卡奇看来，如果说伯尔尼时期，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的理论结构是建立在对法国大革命这一世界史实的分析的基础之上，那么在法兰克福时期，他的思想发展开始直接基于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甚至将他的这种研究直接延伸到英国的现实经济发展本身。而到了耶拿时期，在进一步的经济学研究中，黑格尔则已经“提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本质问题”。我以为，卢卡奇的这一论见是十分重要的和富有启发性的。我注意到贺麟先生否定卢卡奇这种看法的意见。他认为不能肯定黑格尔先于马克思“用哲学辩证法去总结、批判英国政治经济学”。显然，贺麟先生担心如此过高评价黑格尔会贬低了马克思。这种忧虑实属多余。①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黑格尔早期著作和手稿的深入研究，青年黑格尔研究以及对黑格尔哲学的微观理论渊源的追问成为现代西方黑格尔哲学研究新的热点。其中，黑格尔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讨论视点。②个别国内学者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并进行了一定的有意义的探索。③这为我们在此处更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从欧洲社会历史进程的大背景来看，黑格尔哲学的整体确立正好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时代同期建构完成的；而在西方思想史的视角中，他的哲学体系的建立则恰好形成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最繁荣的年代。有资料显示，自从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之后，当时几乎整个欧洲学术界(包括政界)都“沉浸”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热浪”之中，对之甚为痴迷。作为一名有着敏锐眼光的思想家，黑格尔自然也很关注政治经济学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经济体系市民社会这一全新历史发展的看法。这种与经济学(实际上也是历史现实)的零距离接触，使黑格尔真正从神学(观念化)的理想天国开始回落到现实历史的物质和经济基础上，从而使他的理性逻辑的进一步发生得以建立在欧洲历史现实发展的最高之点上。因此，一些学者这样评论：“黑格尔是当时能够认识政治经济学真正意义的为数不多的可以同李嘉图并驾齐驱的学者之一。”①这无疑是正确的指认。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参见贺麟为《精神现象学》所写的“译者导言”，《精神现象学》上册，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8—40页。
②参见[法]夏姆莱《斯图亚特和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巴黎，1963年。
③参见刘永佶、王郁芬《剩余价值发现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导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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