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纵观马克思1845年以后哲学发展的基本思路，我发现其思想探索所留下的印记，是一个巨大的螺旋式的道路：在1845年的思想变革中，他否定人本主义的主体价值逻辑，其新起点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中一般物质生产的客体向度，在批判资本主义现实的理论层面，他不再从异化史观的主体尺度的角度引出现象学批判的张力，而选择了从生产分工导致的客观经济矛盾的视角提出一种实证性的客观历史指认。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在进入具体的经济学研究之后，特别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中，他开始意识到，从物质生产出发来阐述一般社会历史的基础是正确的，可是从生产出发来面对经过无数颠倒事物化中介的复杂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产生了经济学所无法超越的遮蔽性。仅仅在客体向度上批判资本主义，还不能真正解决社会关系在资本世界中的倒立显象。马克思不得不再从物质生产中的主体劳动活动出发，不得不再一次将他的历史现象学批判基于科学的历史的主体向度。苏联学者达维多夫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他正确地说明了马克思这里的经济异化概念与过去的劳动异化史观的不同。但他的分析还缺少一种来自经济学文本解读的深入性。①
其次，马克思在历史现象学建构的前期，从交换价值到货币的现象学批判中已经先后使用了社会关系的事物化和颠倒这样的理论指认，可是，在资本与劳动这种深层的本质关系上，事物化与颠倒这样的规定性仍然不能准确地定位这种现实发生的社会关系的自反性。于是，科学的关系异化规定的出现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可是在这里，马克思在经济学和历史现象学中再一次使用的科学异化概念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特别是他此时使用的劳动异化规定，与他在《1844年手稿》中使用的劳动异化逻辑之间是具有根本的异质性的。其实，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异化观：
第九章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
①参见[苏]达维多夫《新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社会学问题》，莫斯科，1980年，第一章第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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