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黑格尔这里，面对“太阳下面没有新东西”的一般的自然观照的知性科学，开始向主体性有意识的实践认识转化。这个主体有意识的劳动结果(市民社会的社会存在)，被指认为观念更高级物化形式的“第二自然(Die zweiteNatur)”，以区别于原生的完全物性化的第一自然。请注意，这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悖结：人通过劳动将无机界和有机界的物质“调集”到自己身边，劳动其实在使精神成为自然物质的主人，这是一个从死物质向观念性存在的回归，即对自然物化(异化)的摆脱；但是，劳动又使精神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受到人造物(经济财富)的奴役，劳动外化同时也是一种观念在人类主体活动(社会历史过程)中发生的新的更深刻的异化:主体在事物化市场中的再次沉沦。当然，这同样是一种不得不发生的必须肯定的异化。
应该指出，以前我们大多是从哲学的视角来谈论黑格尔的劳动规定，然而忽视了这个哲学视域中劳动规定的一种现实的源头，即黑格尔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确证。其实，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和反思(Reflexion)，正是黑格尔早期对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进展，这也是他后来哲学逻辑深刻度的关键底线。可以明确地说，黑格尔历史辩证法的形成与他对现代劳动问题的理解直接相关。也正由此，卢卡奇下述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黑格尔观点发展中的转折点正是与研究亚当·斯密的著作有关，因为作为人类活动的基本手段的劳动问题……显然是黑格尔在研究亚当·斯密著作过程中最早产生的。”①更重要的一点是，前面我们说过，黑格尔的哲学建构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思考基础之上的，可是，他的形而上学思考却远远深刻于后者，特别是他对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现代性社会经济关系的批判性反思。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匈]卢卡奇：《青年黑格尔》，苏黎世，1948年，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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