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就是说，对相关学科方法论的梳理和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批判反思，构成了您探索新方法的基础。
张：还不止于此。1993年我回到南大，那时我已经开始重读马恩全集了。我们这个学科点上有个特色，我的老师，这个博士点的创始人之一孙伯锉教授，他原来毕业于北大历史系，而且他对经济学非常精通，受孙老师影响，历史的考据方法和经济分析的深层思考构成了南大马哲研究方法论最重要的基础和特色。孙老师的杰出贡献是马哲史，特别是马恩早期的思想研究。他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注重原著，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刚一进来他要求我们的并不是从原理出发，而是从第一手的著作出发，研究生的第一学期首先被要求阅读马恩全集一至六卷，并提交读书报告进行讨论。这样，他让我们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一上来不是首先接触二手文献，而是从第一手的原著出发。第二个特点是，孙老师的经济学功底非常强，他常常说，不懂得马克思的经济学，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哲学研究很大一部分是与经济学研究结合在一起的，所以，我的《回到马克思》也是从经济学研究线索入手来反观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这两个最重要的方法都是从孙教授那里继承的。也可以说，我们这个点在方法论的特色上主要是强调文本研究的历史和逻辑的方法。这也构成我的研究方法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对此，我可以举一个眼下的例子。去年初，我的一个博士生(现在北大哲学系)仰海峰翻译了鲍德里亚的《生产之镜》，这本书是我目前看到的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最完整的一个正面批判。《生产之镜》抓住了马克思哲学中最根本的问题：物质生产。并且，他又是从马克思大量的经济学文本入手来攻击马克思的。有意思的是，该书出版到现在国内还没有一篇研究性的文章，就我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这本书的原版从
附录二文本解读与哲学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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