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转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时，我提出的主张同样是首先坚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第一手文献的认真研究。2004年，我在人大出版社出了一本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专著，《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一卷，我现在正在写第二卷，就是关于后马克思思潮文本研究的东西。过去国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少，队伍很小，主要是一些中青年学者。其中，个别学者的一种习惯是不好的，就是很少去读马克思哲学的原著。往往是用抽象的大问题来套西方马克思主义，比如，要研究总体性问题，做法就会是在这里找一段，那里找一段，按照问题来找文字，这种方法还是传统的斯大林体系的方法。我后来发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你只能一个人一个人、一本书一本书地按照他的思想流程来进行认真的文本学解读梳理。我想通过自己的研究行为和研究方法范式给大家一个提示，即只有通过这种扎扎实实的功夫才能真正走入研究之境。
刘：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的这套文本解读方式，同中国传统的文本注释方法是不是也有关系。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您也借鉴了这种方法。
张：是这样的。后来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悟，就是在我和孙先生的交流当中，我感到，他的身上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先祖们优良传统的深刻传承。孙老师告诉我们，文本学的方法实际上不是西方人的舶来品，而是中国传统思想家做典籍文化留下的宝贵遗产。无论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都是如此，自春秋战国我们的传世经典问世以来，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们都是在逐字逐句抠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在一个一个经典文本的语境当中把自己的思想注入进去，这也就是说，中国后世文化中相当一部分东西都是在对经典的注解中生成发展起来的，这样才出现了无数的关于传统典籍的注疏性论著。“煮书”、“韦编三绝”之类的传统读书功夫，不是西方的，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属于方法论层面的最精髓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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