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回到马克思》中的方法实际上也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典籍研究方法。
刘:就是要有点当年孔子那种韦编三绝的读书精神。
张：是的。可惜，这种认认真真读书的功夫在现在的中国已经很难得了，是我们自己丢掉了这个传统。我们这个点上培养研究生时，就是一开始并不要求他们读最新的东西，不让他们去做当前学界研究中最时髦的东西。因为任何一个人做学问首先要建立一个基础平台，这个平台就来自于研读经典原著，你不一定是要读马克思，读黑格尔和海德格尔也一样，首先要从经典开始，一步步把基本问题搞懂。客观地说，在这一点上国内的西哲研究比我们做得好。我以为，这个基础平台就是当我们的学生面对一个思想家时，就必须把关于这个人的研究做到底根处，从这里边生长出他对人物的一个总体概括，他可以由此理解这个人物的思想一开始是怎么发生的，原初语境是什么？他整个一生的思想发生过什么变化?每一个变化中的问题转换是什么？这样，他就会实事求是地对待每一个思想家，从而会去除对思想家的抽象和武断的判断。所以，事实上《回到马克思》不是创造了什么关于马克思的新观点，而是表明了或者说体现了一种学术态度，这也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这种创新既有从西方学习的成分，更有对中国传统东西的继承。
刘:看来这种方法论的自觉和创新对中国的哲学创造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个平台，哲学创造就无从谈起，我们目前恰恰缺乏这种方法自觉意识。
张:我们曾经写过一组文章，集中谈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平台问题。①您说得对，中国马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方法论上的非自觉。对于方法问题没有自觉的意识，在研究中没有首先思考一下我是以什么方法来注入研究过程，没有一个方法论定位。对今天的科学研究方法的新发展到了何种地步，西方哲学思想史中的方法论演变是什么都没有认识，这是方法论上的盲目。因此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国内学者在学术问题上争吵时，你会发现，他们在言说过程中，用的方法完全不同，很多学术讨论完全是在不同语境中进行的，讨论本身是无前提的，结果争论自然是自说自话了。比如，对我的著作也经常有人批评，但他们批评时从来不去注意批评的前提，不去看看有没有共同的话语基础，如果我们整个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怎么在一个问题上展开讨论呢？所以，很多对我著作的批评我是无法回答他的，我只能告诉他你的方法不对，当然你就读不出东西，怎么讲问题呢？讨论的过程中话语前提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附录二文本解读与哲学创造
①参见《学术月刊》200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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