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这里我想把话题再往回转一下，按照您的意思，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只有通过“回到马克思”才能使马克思的当代性之思成为可能，然而事实上，不可能要求所有的，甚至不可能要求大多数研究者都下到您那样的工夫，那么，在没有进行文本深度解读的情况下是否意味着这种研究的价值值得怀疑？
张：北京大学的杨学功博士也曾经当面向我提到这个问题，他说，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这样读全集，那么是不是不读全集就没有发言权？他认为我这里边有一个暴力性的强制，因为我读了原著，所以我讲的马克思是最原本的。我的回答是：从我个人的内心当中，早已经摆脱了斯大林主义的束缚，即我在做学问的过程中不会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我的这种研究方法只是一家之言，仅此而已，否则我不会有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我并不排斥从其他方面、其他视角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方式的研究和探索。关键是你要有特色。我想这不应该是一种强制性的要求。但是至少在我们的团队中我们是这样去做的。而且事实证明，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这是非常有效的方法。比如，目前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我们就占有很大的优势。在批判《生产之镜》中，如果不一点点读马克思的原著，不读他的经济学，怎么批判鲍德里亚，根本没办法批判他。当然，这里不是对话的问题了，因为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必须逐条逐段地批判他。而他引的全部是马克思比较生僻的原文，你不去阅读这些原文怎么跟他交手？其实在我们的许多文章著作中，批判性都是为主的，但是这种批判与斯大林主义绝对不一样。
刘：这就涉及对批判的理解，批判本身除了有否定性的、针锋相对的驳斥以外，更是理解、对话、交流和沟通。
张：对，批判首先是理解，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过去我们的批判在理解之前先把对象骂一通，但是今天我在读鲍德里亚的过程中，就会首先把他的理论基础认真学习一下，比如作为他早期理论逻辑基础的莫斯一巴塔耶的草根浪漫主义，还有他的老师列斐伏尔、巴特和德波的东西。否则，鲍德里亚是读不进去的。当然，这里我不会强求任何人按照我的思路去做，同时我们并不以为自己是唯一真理。我们现在越来越注意这一点，写文章会非常客观宽容。在不同流派的形成过程中相互交流才有可能真正地创新。事实上我们也非常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流，比如复旦大学、吉林大学和黑龙江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都很有特点，做得非常的深入，对于他们的重要成果我们也在注意学习吸收，但是我们也充分注意彼此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学术流派之间形成相互交流，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产生。
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回到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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