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背后的哲学历史观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与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比较而言，它是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方法中的隐性唯心史观。这大概是过去我们的经济学家所不能意识到的问题。可是这一点，对我们下面准确地理解1844年时青年马克思的思考语境却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是理论出发点和方法论原则问题。在西斯蒙第眼里，斯密与李嘉图等人还是有区别的。在方法论上，斯密“不是首先找一个理论，然后再把一切事实套进这个理论，而是把政治学当作一门实验科学；它完全以各民族的历史为基础，并且只有对事实作过细致的观察，才归纳出原理”①。特别是“他永远不忽略与事实具有联系的各种客观情况，他永远不忽视足以影响国民幸福的各种结果”②。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可是，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不应该仅仅是“拘泥于计算数字”的科学，作为“社会科学”，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比各种自然科学问题复杂得多；同时，这种问题需要良心正如需要理智一样”。③很明显，诚然所论述的都是社会科学的复杂性，但是李嘉图甚至萨伊强调的是社会生活本身的客观性，而西斯蒙第却搬出“良心”。从伦理价值上的人类主体进行理论投射是西斯蒙第的这种论断的重要特点，从而导致了他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出发点上的根本异质性。
同样，也正是出于这种主观性定位，西斯蒙第怪怪地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称之为“哲学家们的思想体系”，在他看来，斯密的那种还有点人味的哲学(道德情操和经济人)被他的信徒们变成了“抽象”的物性理论。④西斯蒙第列出的审判名单与我们前面看到的基本是一致的，其中有李嘉图、萨伊、麦克库洛赫和西尼尔等。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他确实无法区分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西斯蒙第特别批评斯密的“坏学生”李嘉图，“他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他只说这门科学的目的就是无限制地增加财富”①。西斯蒙第有些伤感地说，李嘉图恰恰“把人遗忘了，而财富正是属于人而且为人所享受的”②。在西斯蒙第看来，人的消费应该是经济生活的目的，生产不过是满足消费的物质手段，分配则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介。他主张消费决定生产。这个观点，在一个多世纪以后，倒是由鲍德里亚③以另一种形式极端地表达出来。显然，相对于李嘉图的为了生产而生产的客观主义出发点，西斯蒙第的出发点则是人类主体的消费。西斯蒙第认为，正是由于离开了人这个主体，斯密的理论在李嘉图的手里就陷入了抽象。客观地说，这个判断倒是恰如其分的。
第一章 青年马克思初次面对经济学的支援背景
①[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3页。
②[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47页。
③参见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何钦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3页。
④参见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卷，胡尧步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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