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讲，在这些政权更迭中，对外政策起了重大作用。就在1618年，除开宗教纠纷以外，中心问题正是应否决定对西班牙重163开战端。联合省统领的主张压倒一贯主和的荷兰，结果在两年后造成了十二年休战的破裂。
以上可见，随着欧洲战局的变迁，联合省政治势力的中心在统领和荷兰(以及实力雄厚的阿姆斯特丹)之间往返摇摆。对于各省和各城市的官员来说，这些反复意味着“清洗”，或者用另一种借自别处，不无夸大的形象说法，叫作“层层剥皮”；总之，在这些反复中，社会的精英集团如果不能得到，便是蒙受损失，甚至干脆垮台。“随风倒的”112或谨言慎行者自属例外，每次都能逢凶化吉；坚韧不拔者也属例外：某个家族在一场危机中遭排斥，二十年后的另一场危机又使该家族卷土重来。
但重要的是，联合省无论如何都关心着自己的威望和强大。约翰·旺·奥尔登巴内费尔德或约翰·德·维特执掌政柄同拿骚的莫里斯或威廉三世一样坚定。敌对双方的分歧在于目的和手段。荷兰把维护商业利益置于一切之上。它竭力谋求和平，并使共和国在军事上致力于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从而保证它自身的安全(该舰队于1645年在波罗的海断然采取行动，以结束有损荷兰利益的丹麦和瑞典之战)。对统领俯首听命的其他各省则更多地关心陆军，让陆军保护它们免受强邻咄咄逼人的威胁，并为各省贵族出任军职广开大门；它们跃跃欲试，随时准备参与欧洲大陆连续不断的龙争虎斗，但不论是海军或陆军，战争或和平，统领或省督，联合省总是力图号令天下。作为经济世界的中心，难道联合省舍此能有别的道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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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世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