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完全合乎逻辑:富人一方面与办得十分出色的税务机构相对抗，另一方面却经常向联省议会及各省市放贷。1764年左右，联合省的收入仅1.2亿弗罗林，低息债务却达4亿。这恰巧证明国家的有力，无论兴建公共事业，招募雇佣军，或者装备船队，国家都不缺钱用。这还证明，国家善于经营公债。伊萨克·品托解释说：“由于国家支付利息从未出现拖欠，所有人都不想抽回资本；万一需要用钱，他们能够妥善转让。”135我在品托的最后半句话上加了着重号；它能解释《商报》1759年1月的这段话：“荷兰的公债券利息仅2.5%，但在当地可赚4%，甚至5%”，136意思是说，公债券发行时如面值为100，上市价格却为104或105。每当国家需要发行公债，认购者趋之若鹜。1744年8月一封海牙的信件说：“荷兰个人之富，国家钱财之多，这里有项证据：息率为6%的300万终身年金债券以及息率为2.5%的有偿债券，不到10小时就被抢购一空，如果公债发行量为1500万，同样也会卖完；但国家的钱柜不能与私人的钱袋相比:前者几乎空空如也，后者却满满登登。然而，在必要时，可以通过某种财政安排，特别是征收家庭税，筹集大笔资金。”137
“必要的情形”并不少：战争开支像是无底洞；此外，联合省这个“填海围地”的国家每年需整修堤坝。“国家为筑堤修路所花的钱比土地税收入还多”。138“然而，贸易税和消费税的收入十分巨大，尽管荷兰工匠的悭吝139胜过法国的节俭，却并没有得到相同的好处，因为荷兰的劳动力比法国要贵得多。”我们这里又回到了生活昂贵的问题上来。在经济世界的中心，生活昂贵是正常的，这对有关国家甚至还有好处。但是，如同所有的好事一样，这件好事迟早总会颠倒过来。也许只是在生产活跃的背景下，此事才能展示好的结果。在18世纪，生产日趋下降，工资则按让·德弗里斯的说法，“僵化”和“冻结”140在高水平上。税收对此肯定应负责任。国家要靠损害集体的利益来保证自己的需要，这岂不是“弱国”的征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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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世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