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贷配合下的委托贸易促使大批货物—不论是麻布或别的商品拥向阿姆斯特丹，货物必定驯服地追随信贷指定的方向。到了18世纪下半叶，由于阿姆斯特丹的仓储能力有所衰退，委托贸易大受损失；举个假想的例子，在波尔多购买的货物从此可以直接运往圣彼得堡，不必在阿姆斯特丹停留，尽管贸易所需的资金由阿姆斯特丹提供(没有资金，什么生意也做不成，或至少很难做成)。委托贸易的衰退使尼德兰的另一活动“部门”日益变得重要，即完全属于金融业务范围的所谓“期票”贸易；在阿卡里亚斯·德·塞里奥恩的时代，人们普遍地说期票贸易属于“银行”业务的范围，321当时“银行”一词指的是一般的信贷。阿姆斯特丹仍是“出纳仓库”,322荷兰人则是“全欧的银行家”。323
这种演变其实也很正常。查理·金特尔伯吉324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他写道：“某个水陆码头很难保住作为商品流通枢纽的垄断地位。除风险和资金等因素外，这种垄断建立在有关商品供求的信息十分灵通的基础上。但商品信息传播十分迅速，中心市场的贸易因而被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换所代替。德文郡的哔叽和利兹的普通呢绒不再需要经阿姆斯特丹转口，而可直接运往葡萄牙、西班牙或德意志。荷兰的资金仍很充裕，但贸易有所衰退，并逐渐从为商品交换提供金融服务转变为在国外开展银行和投资服务”，一个巨大的信贷金融市场的利益毕竟比从事货物买卖的贸易市场更加持久。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热那亚在15世纪实现了从商品到银行的这一过渡。伦敦将在19和20世纪完成这一过渡。“期票”贸易在阿姆斯特丹的兴旺正好说明，银行的霸业最为持久。
第三章 城市统治下的欧洲旧经济：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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