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如此，荷兰大商人的剩余资金纷纷流往英国。整个18世纪期间，他们大量认购英国公债，还就印度公司、南海公司或英格兰银行的股票以及其他英国有价证券进行投机。伦敦的荷兰侨民的数量和富有均属空前。他们在奥斯汀兄弟教堂集会，就像巴勒莫的热那亚人以圣乔治教堂为中心一样。除开新教徒(其中很多是最初流亡到阿姆斯特丹的胡格诺派教徒)以外，商人中还有犹太教徒，他们构成另一个侨民团体，虽然实力不如新教徒；二者如果合在一起，人们简直会觉得，英国已被荷兰所侵占。415
这也恰恰正是英国人的感觉，查理·威尔逊416甚至认为，英国人“厌恶”公债的一个原因正是觉得国债已受外国的控制。其实，荷兰资金的源源流入给英国信贷输送了活力。正如品托所说，英国的财富虽不如法国，但其信用却更“可靠”，因英国始终能得到必要的贷款，不但及时，而且充足。这是一个极大的有利条件！
出乎荷兰意外的是，1782至1783年间，英国竟以兵戎相见，把它打翻在地。这个结局难道是不可预见的吗？18世纪的荷兰实际上听任由英国的民族市场所征服；荷兰大商人在伦敦的社会环境中生活更舒适，赚钱更多，甚至还能享受在节俭的阿姆斯特丹得不到的娱乐。在荷兰的牌局中，英国看来是张相当奇特的牌，一张能打赢的牌，后来突然又变成打输的牌。
离开欧洲，来到南洋群岛
利用荷兰最初几次远航南洋群岛的机会，我们能否试图观察到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统治过程从无到有的诞生以及这种
第三章 城市统治下的欧洲旧经济：阿姆斯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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