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18世纪情况就变了。彼得·马赛厄斯和帕特里克·奥布赖恩132在一篇很具启发性的文章里介绍了从1715年起法国和英国的税收状况。他们算出的数字，拿来与沃邦的数字比较，可惜不尽相宜，因为这些数字只涉及实物生产。(农业和“工业”生产)而沃邦的数字还加上城市不动产收入、磨坊收入以及公私劳务264收入(仆役、王国行政、自由职业、运输、商业……)然而比较英法两国税收额占实物生产的比例还是有意义的。在法国，从1715至1800年，比例几乎一直高于10%（1715年11%，1735年17%，1770和1775年分别为9%和10%，1803年10%）。英国的税收负担特别重：1715年为17%，1750年18%，1800年拿破仑战争期间为24%。1850年降为10%。
显然，税收压力的轻重程度起到很好的指示作用，因为税额视不同的国家和时代而异，至少随着战争而变化。于是我们找到一个方法：为使问题简单化，作为一个假设，我们可从通常的5%至10%这一系数出发推算：如圣马克市政会议的税收总额于1588年为1131542杜加，133威尼斯国民生产总值应在1100万和2200万杜加之间。如1779年沙皇的收入(俄国仍是旧式经济)达到2500万至3000万卢布，134国民生产总值应在1.25亿至3亿卢布之间。
“剪刀差”极大。但是，一旦我们确定这个差别，对照各国的情况，就能看出它们各自的税收压力的大小。16世纪末的威尼斯与其他一些城市经济一样，税收压力超过领土国家习惯的比例。后者一般在5%的低水平上徘徊，而威尼斯似乎突破了10%的上限。我曾尝试用不同方法从羊毛业工匠和兵工厂小工的工资135出发计算威尼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得出的数字远远低于1100万杜加，约在700万至770万杜加之间。也就是说威尼斯的税收负担在那个时代大得惊人，约占国民总产值的14%至16%。
382
第三卷世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