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用威尼斯以外的例子去核实城市经济承受的税收压力已处于最高极限。吕西安·费弗尔在研究麦茨并入法国那一年(1552年)136的经济情况时预感到这一事实，但拿不出明显的证据。城邦国家的税收在16世纪是否达到了危险的界线，越过这个界线，旧制度下的经济就有崩溃的危险？关于在城市统治下的经济(包括18世纪阿姆斯特丹经济在内)的衰退，这是否提供了补充解释？
今天的经济显示自己有能力承受国家贪得无厌的榨取。1974年，国家税收等于法国和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的38%，英国的36%，美国的33%(1975年)，意大利的32%，日本的22%。137税收增加相对来说是近几年开始的现象，由于国家扮演保护人的角色，把增加税收作为抑制通货膨胀和减少消费的手段，这一现象就一年比一年加剧。通货膨胀依旧如脱缰之马，一些持反对意见的经济学家138于是认为税收过重应对当前的危机与通货膨胀负很大的责任。人们清楚地认识到，高税收负担的界线一旦被越过，就会使高度发达的经济蒙受危险。虽然当今的界线与几百年前西方最发达的经济的界线不在同一个水平上，但是今天发现的问题与过去的问题属于同一性质。
承认在预算和国民产值之间有一个相关系数，这就赋予预算
第四章 民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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