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之所以时断时续，因为这些面积特大的土地结合在一起是以印度为中心的跷跷板向两端摆动的结果：时而东方得势，时而西方抬头，任务、优势以及政治和经济高涨便随着摆动而重新调整。不过，变来变去，印度的地位始终保持不变；古杰拉特、马拉巴尔海岸与科罗曼德尔海岸的印度商人几个世纪内始终压倒无数竞争者：红海的阿拉伯商人，伊朗海岸和波斯湾的波斯商人，往来南洋群岛的中国商人(他们已使中国帆船适应南洋海域的航行)。但跷跷板也有停止工作或者出故障的时候；亚洲的外围空间那时就比平时更倾向于分裂成各行其是的区域。
这个简单化的模式主要说明双向运动时而对西面的伊斯兰有利，时而对东边的中国有利。位于印度两端的这两种经济的任何发展都会引起幅度极大，往往历时几百年之久的运动。如果西面的重量增加了，红海和波斯湾的水手就侵入和横渡印度洋；例如，他们在18世纪时曾突然出现在被阿拉伯地理学家称作“汉府”369的广州大门口。中国素来对航海不很积极，但如果它决心走出国门，中国南方沿海的水手就会抵达他们一直留心的南洋群岛，以及科摩林角以东的所谓“第二个”印度……他们当然也完全可以走得更远。
15世纪以前的一千年间，历史无非是单调的重复：一个活跃的港口在红海兴起，主宰红海沿岸，然后被邻近的另一个港口取代。波斯湾沿岸和印度沿海地区也是如此，南洋群岛和南亚各半岛同样是如此；各个海域也轮流盛衰。尽管港口和海域各领风骚于一时，历史的根本格局却依然如故。
第五章 世界支持欧洲或是反对欧洲
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