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工业革命至少具有双重意义。它是普通意义上的革命，包括肉眼可见的一系列短时段变革。它也是一个渐进的、不露声466色的、往往难以辨认的长时段过程。与罗斯托夫的观点相反，克洛德·福赫伦11强调连续性，认为工业革命“很少可能真正算是一场革命”。
所以，即便在相对具有爆炸性的年代(大致上可从1760年算起)，这一头等重要的现象竟没有引起当时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的注意，也就不足为奇了。亚当·斯密仅举苏格兰一家生产别针的小工厂为例，在后人眼里，他的观察力实在算不上高明，虽然他晚至1790年才去世。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比他年轻，因此更不可原谅，他的理论思辨几乎没有提及机器起的作用。12让-巴蒂斯特·萨伊于1828年描述了英国的“蒸汽车”以后，又添了一段话，今天读来未免令人解颐：“然而，在人群拥挤的大城市，任何机器都会像最不听使唤的劣马一样，无从承担运送旅客和商品的任务。”13预测本是一门很难保证可靠的学问，伟人们——就算让-巴蒂斯特·萨伊是名伟人—当然也未必在行。最容易做的莫过于事后指责卡尔·马克思、马克斯·韦伯乃至威纳尔·桑巴特未能正确理解——就是说未能以与我们同样的方式—工业化的长期过程。T.S.艾希通素来立论公正，竟借用克罗伯奈尔的一句话，对前面三位横加指责，14我对此实难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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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世界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