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有好几处明确地把他作品的语境指向电子媒介交流。在《论文字学》一书中，他认为当今时代的特征是：它“悬置于两个书写时代之间”，是一个“线性书写”和“书籍”都已“穷途末路”的时代。③在《立场》一书中，他声称，《论文字学》描述了“交流形式目前所发生的剧变，一切形式实践以及档案和信息处理领域中出现的新结构，这一切都全面而系统地降低了言说、语音文字及书籍的作用”。④在1979年《哲学的一般状态》会谈辑要中，德里达参与会谈的文字有十六页，他在五个不同场合讨论了“信息技术”⑤。他的主要论题是，当媒体虎视眈眈地要以“对话语的控制、操纵、颠覆或同化”来瓦解“评价的批判能力”的基础时，我们需要“保持警觉”。⑥《明信片》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篇关于电子或“远距（tele)”书写的论文。最后，德里达1988年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谈话，尽管带着那惯有的艰涩策略，但他还是指出，作家使用电脑会使主体失去稳定性。他在这次谈话中争论说，电脑有助于文本的可逆性并且使得增补的插入更加方便；然而，电脑扩展了书写的整合能力，从而保护了线性书写（整合能力亦即把注释，因而也就是他者声音，从主要文本中删除出去的能力)。因此，德里达坚持，无论这种整合是由作者、还是另一个人，或者一个集体完成的，电脑都使他们失去稳定性，因而开创了诸多局限的一种新情境。然而，他接着又闪烁其词地说，这也可以理解为对旧情境的延伸，对线性书写旧类型的延伸。⑦因此，在德里达的著作中，电脑书写是一个次要但决非微不足道的主题；很有意味的是，他往往是在联系社会语境为其立场定位的时候，才在他的文本中插入这一主题。
第四章 德里达与电子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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