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景观的社会，而是一个监督的社会；在图像的表面下，深深地掩盖着身体；在交换的大抽象背后，继续进行着有生力量细致具体的操练；传播环路是知识积累和集中的支柱；符号游戏界定了权力的停泊地；不应说个体的那种美妙的总体性被我们的社会秩序所肢解、压抑和改变，而应说在这一社会秩序中，根据种种力量和身体的一整套工艺，个体被仔细地制造了出来。
福柯注意到了这种新技术，但他仅仅把它阐释为19世纪诸多模式的延伸。
今天的“传播环路”以及它们产生的数据库，构成了一座超级全景监狱（Superpanopticon)，一套没有围墙、窗子、塔楼和狱卒的监督系统。监督技术的数量增加导致了权力微观物理学中的质变。然而，技术变化只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人民大众已经受到监督的约束，并参与这一过程。社会保障卡、驾驶执照、信用卡、借书证等等，个人必须申办、必须随时准备好，并不断使用它们。每一次使用都被记录、编码并加进数据库中。许多情况中，人们自己动手填表；他们便同时既是信息源又是信息记录器。电脑的家庭联网构成了这种现象的一体化的顶点：调制解调器与生产者的数据库相连，消费者通过这个调制解调器订购产品，便在购买行为中将自己的数据直接键入了生产者的数据库。马克思分析了工业革命时资本对劳动的重组，大批群众早期亲躬农田和作坊，接着在工厂和后来的现代化流水线上重新找到位置。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自20世纪20年代以降，在日常生活的重组过程中，个体被构建为消费者，并且他们作为消费者而参与了对自己的纪律约束和监督。这样，消费主义者的活动便从少数贵族精英传到资产阶级，并进而在1920年以后遍及平民大众。这种蔓延并不是走向消费社会的经济变化，也不是走向一个流动能指世界的符号学变化，而是一种政治变化，是全民自我相互控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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