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全景监狱受到技术上的局限。它既要求在安排好的封闭受控空间中被监视者的亲自在场，也要求监视者的在场。狱卒在中心塔楼里，可以看到所有囚犯的牢房，这些牢房分布塔楼周围，窗子全都朝向塔楼。窗子的位置使得囚犯不能确定狱卒是否在监视他。对主体的这种单向全盘监督，因档案记录而延伸。没有对主体行为的系统记录，监督便是不完全的。为了使全景监狱机器发挥作用，个体必须变成一个个案，记载细密的个人档案反映着他偏离规范的历史。当时出现的刑事学，为监狱管理部门提供了档案记录和档案评估的动力与知识。
20世纪后期，监督的技术条件大大进步了，但福柯却没能注意到它们。大体上，全民都已被标上数字，规范所规定的戒律已变成第二本性。19世纪城市中的粗鲁、肮脏、目不识丁、不守规矩的盲流，这些“危险阶层”，已经部分地被聪明、有教养、关心3时尚、举止优雅的人群取代。福柯感到，在20世纪后期，监督已是一种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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