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字母k与联系着它的英语声音之间的关系只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数字编码与它的材料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然而，书面语言依赖着植根于文化背景中的内涵意义。因此，书写对文化材料的“编码”能力是无限的，正如模拟编码对其材料对象的模仿可以无穷分级。一词多义可使书写的编码能力得以无穷延伸。数字编码则不存在这种能力。事实上，数字编码的奇特力量缘于它限制意义以及消除歧义或“噪音”的程度。若说书写以其内部结构，以某些方式还原了经验，又以某些方式塑造经验，那么数字编码同样也因其格栅的限制，强行改变了它的材料对象。通过数字化编码了的信息而进行的监督，会因为使用数据库所使用的语言而构成了新的主体。
数据库将会提供“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这种希望的基础是对语言的实在论假定。从这个观点看，数据库是一种工具，一个技术窍门，它完美地复制了印刷信息。这种看法忽略了语言在塑造意义和实践中的生产作用。对于这个随印刷术的出现而产生的错误观点，本文特此重复：语言复制的这种新技术只会消除旧方法的差错和缺陷，它提供了知识或数据复制的透明度，而不会使意义有任何损失、文本有任何讹误。但是，谷登堡的这一发明与手抄相比既有得又有失。随着印刷机的采用，错误和故意的讹误不但没有消除掉，可能反而成倍增加。文本复制的控制本来只是针对几个抄经室，如今却要面对数目多得多的商业性出版社。在抄经室里干活的人分成小组，能够监督，在劳动中，要么是对上帝的信念(修道院)，要么是对真理的献身精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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