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们认为最为典型的后结构主义转向为例，利奥塔争论说，在后现代时代，社会分析的决定性层面是语言。其所以如此的理论原因是，媒体的兴起赋予语言以一种新的显著性(第16页)，而其逻辑原因则是“语言游戏是社会得以存在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关系”。（第15页）在利奥塔看来，分析当代社会的这一语言成分便揭示了一个本质上的新情境的主要原则：通过叙事与科学的总体化或统一化话语的瘫痪，开始走向一种多重性的文化。
利奥塔对叙事与科学的区分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对神话与启蒙的区分，有着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者都在话语层面上对前现代与现代加以区别，并作了比较。《启蒙辩证法》写于1944年奥斯威辛时期的沉郁心情下，当时盛行以法西斯主义和大众文化的观点对神话和启蒙进行阐释或综合，该书对此予以痛斥。对自然的启蒙支配竟辩证地变成了一场对人的支配这场噩梦，几乎没有希望看到辩证法在将来会有比较美好的转向。在《后现代状况》中，科学与叙事的关系更加复杂。科学对叙事的要求是它的合法化功能：“如果不诉诸另一种知识，即叙事性知识，科学知识不可能明白也不可能使别人明白其自身就是真知，而从科学知识的观点看，叙事知识根本就不是知识。”(第29页）在最近几年，科学的这些元叙事，如关于进步的故事(story)，已经丧失了连贯性。对利奥塔而言，这个危机中至关重要的是新兴了一门新科学，一门基于新叙事类型的后现代科学。
利奥塔把科学与叙事作为不同类型的话语加以区别，它们有着不同的语言“语用学”或语言游戏规则。在传统的叙事中，社会中的任何成员都可能占据言说者的位置。叙事的言说者、听者及指涉对象是流动的，人们轮流承担每一职能。在这些面对面的际遇中，社会借助于叙事的反复申说就能被再生产了，并不需要一种单独的话语使该叙事合法，而且只要否认故事的重复与早期实例有任何差异便可创造一种循环的暂存性（cyclical temporality)。与此相对的是，科学知识有着不同的逻辑：它只允许唯一的一种语言游戏，即外延游戏，它创造了一种与社会互为外部的关系；它只对科学家或言说者而不对听者提出资质（competence）方面的要求；至于汇报其发现结果这种行为，它则没有对此赋予任何特殊价值；并且，它的话语暂存性是线性的，而非迂回的。
第五章 利奥塔与电脑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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