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这样看。虽说这两种阅读方式都是可能的，甚至或许是作者“所意图的”，但这一意象的修辞的/行事性的语力(rhetorical/performativeforce)具有一种语义过剩(excess),这种过剩溢出了防御姿态而涌向外界，它给读者的下马威太快了一点，使读者还来不及对解构主义做出反应。它暗示了第三种阅读，或许是一种解构式的阅读：德里达建立起一种外界与内界（theinside）的二元对立，外界由一般社会以及对解构主义抱有敌意的人组成，内界则是解构主义本身。内界防止外界对它进行侵染的策略是采取外界的立场，并站在那个立场上将解构称为“怪物”。但是，我们从解构主义便可得知，这些对立并不能像所意图的那样起作用：在防止外界对它产生侵染的文本过程中，内界渐渐具有了外界的某些特征。因此，德里达宣布未来是怪异的，而德里达正在分娩的这种阐释未来的理论策略也是怪异的。如果我的读解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它可能有助于阐明解构主义中条分缕析的文本分析和刚刚起步的政治姿态之间的对照。
解构主义的政治与焦虑的母亲这一隐喻相互关联，并受到这一隐喻的限制；焦虑母亲对她体内所“孕含”的未来前景爱恨交织。有些女性主义者已经争论说，德里达以一种“女性的”方式处理文本，他不仅从根本上瓦解着构成这些文本的男性主体，而且还拒绝以一种“男性的”、竞争性的风格与“对手”对抗。在这种读解中，德里达不是要摧毁逻各斯中心主义，而是宁愿暴露它的种种困难和局限，他容许它们继续存在，但现在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部分失败及不可避免的死胡同的认识则更加复杂。然而，德里达并没有站到女性主义一边，并没有加人到试图掀起文化革命的女性主义事业之中。相反，他抑制自己，不做出这种承诺。我相信，他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对于将要出世的婴儿是个“怪物”这一点，他具有一种“产妇的”焦虑。这样的犹疑便导致了一种有所局限的文本政治，这种政治之所以得以宣布是因为凭借了与封闭和总体化相对立这一名义。由于这种新政治既被设想为具有迫切的不可或缺性，又被设想为具有噩兆般的令人畏怯性，因此，解构主义便被关在一间两头不靠的旅馆，这里的主要消遣就是无休无止地在文本上费心和游戏。解构主义把自己塞进了一个由多种力量组成的场中，不去直接争夺地盘，而宁可攻击现存立场，往往激起对方敌意的无意识冲动。
第四章 德里达与电子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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