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散的颠覆行为隐藏起来，只允许某些特定的行为者作为“政治性的”而粉墨登场。福柯对现代政治的批判与70年代爆发的抗议134运动不谋而合，这种情况过去往往发生在公认的自由主义及社会争论领域之外。
福柯还重塑了政治中主体的位置。现代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笛卡尔式的主体观，这种主体观认为主体是一个理性存在，介于客体世界“之外”并能通过认识客体而控制它们。福柯动摇了主体/客体、知/行、观念/行动、话语/实践这种二元论，从而反驳了笛卡尔式的主体观。他在话语以及实践的构型之中找到了权力游戏的位置，从而使得社会“客观化”，而话语与实践的构型说到底却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监狱对建筑设计、管理条例、科学知识以及法律机器进行综合，从而构建了一种“权力技术”。在任何主体中都找不到监狱的权力，所以也就不存在可作反抗对象的行为者。福柯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囚犯改造这一问题转向管理权力的机制，即全景监狱，从而他就反驳了自由主义者对现代监狱的赞颂。自由主义者认为现代监狱是对早期的野蛮主义更为人道的进步，而全景监狱作为支配的一种形式却被自由主义话语掩盖了。他的分析没有针对犯人如何被改造为理性主体这一现代问题，他针对的主体是如何被一种特殊的话语/实践的运作所构建这个论题。他所暗含的意思是，甚至连“理性”主体也是被如此构建的。
对福柯而言，后现代政治暗含着他律因素的爆发，越轨姿态在社会边缘的推动(这便揭示了以前一直隐蔽着的权力游戏)，以及“局部知识”对既成话语的置换。在此情形中，自律主体的形象必然被相对化，而理论家的位置也随之受到质疑。理论家被卷入了对行动的批判：如果理性主体的模式在福柯的中心权力批判中被证明无效，那么理论的位置也就受到质疑。因为理论家并不比社会行为者更有权要求站在理性的坚实基础上。为了这一目的，福柯驳斥了西方传统中知识分子的普遍要求，也驳斥了从洛克(Locke)到马克思这些西方理论家的总体化要求。但是福柯自己的理论地位以及该理论对批判地位的要求也因而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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