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当然也不是第一部用后结构主义策略作为写史大方向的著作。随便提出几个名字便有：妇女史研究的琼·司各特（JoanScott)，文化史中的林恩·亨特(Lynn Hunt)和让-克里斯托夫·阿格纽（Jean-ChristopheAgnew)，社会/历史理论中的欧内斯托·拉克洛（Ernesto Laclau)，尚塔尔·莫菲(ChantalMouffe)，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和阿伦·麦吉尔(AlanMegill)。他们都已先行一步，用后结构理论考察有关的历史、社会诸问题。我力图集中于新的交流现象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交叉点，把这种交叉作为我向更具普遍意义的话语创见所迈进的一步，以此探讨该交叉所衍生的结果。话语创见一直被冠以文化研究、后现代理论、特称话语、局部知识等形形色色的名目，而我则把这些倾向看作是向人类科学现存的学科进行挑战的一部分而提出的新式问题；这些倾向的出发点是自我反思的语境重构(recontextualization)，为了探讨“后现代”立场而抛弃了“现代”立场。我这话的意思是指，自18、19世纪以来关于解放的政治元叙事一直是历史、文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规定的构架及参照点，而如今似乎正在丧失其贯通力，正在丧失其给种种假定提供基础的能力。这就使我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要去问某些问题，并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会界定真理问题的界限及范围。我所指的问题有如下等等：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地点，工人阶级的条件（曾）是什么?政治机构（曾）如何保证天赋人权并推翻专制权?一个特定的国家（曾）如何保证其荣耀与权力?一个经济体（曾）如何工业化并保证持续的发展？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类似问题一直是人类科学中的一些最主要且很有活力的问题。现在是时候了，是质疑它们的话语霸权的时候了，是提出一些新问题的时候了，这些新问题一直从属于旧问题，或被旧问题忘记或压抑。这些新问题所激发的政治创见可能还不容易归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式的自由形象的文化框架中，可能会走向“边缘”，走回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运动。然而在目前阶段，这一可能命题的发展还处于早期阶段，远不能在支配的诸多形式与自由的种种可能性之间规定什么坚实的关联。而这种自由一方面用信息方式理论加以昭示，另一方面则用女性主义的进展、少数群体话语及生态批判加以昭示。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也会偶尔努力将我的发现与有关性别、种族及阶级的讨论联系起来。
导论无物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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