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贝尔的著作与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具有最为紧密的联系，他犯下的总体化错误最为严重。①他把后工业社会界定成与以往所有社会的形成方式截然相反，以一个只是区分了新与旧的图式（schema）覆盖整个人文史。贝尔援引马克·波洛特（MarcPorat)对美国经济的统计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将近百分之五十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工资，来自信息商品及信息服务的生产、加工和分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经济已经变成了信息经济。”②早期社会则与此相反，其收入主要来自“采掘”或“制造”。贝尔认为，除了基于收入来源的区别以外，后工业社会的独特还在于，如今已有超过半数的劳动力由信息工人组成，这是史无前例的。③贝尔衡量后工业社会的第三条标准，是对收入和劳动的有关标准的衍生和进一步的发展：如今，知识与信息是社会的轴心原则(axialprinciples)。用他的话说，“后工业社会的轴心原则……[是]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centrality）………”④虽说他已意识到，所有社会都在生产中利用知识，他所提出的命题是，只是到了最近，经济才具有“科学与工程技术相融合……”的特点。在贝尔看来，收入、劳动及知识的指数证明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出现——这就是后工业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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