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作为理论家实在精明，他自然不会完全不顾总体化这个问题。他假装后工业社会的定义只限于经济社会结构这一层面，这就免得他归纳“社会总构型”的特性。⑤然而就在这段文字的下一页，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论述：后工业社会是“现实”中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赋予社会世界以优先权，而使自然和物质从属于它。语域（register）则从社会分析转向本体论，而理论家的分析范畴也就变成了现实自身的指数。事实上，说到底，问题并非贝尔是否将他的分析限定在社会结构上：自始至终，贝尔的论著都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统统网罗在后工业社会的一元化定义之中。真正的问题是，总体化修辞是他可能命题的必要成分。他界定了社会新现象的界限，但是在他的话语行为得以实现的语域中，对新现象的界定变成了对整个社会的界定。
贝尔并没有尽量限制其分析的范围，因而他免不了要给人造成一种新的总体化的印象。他所采用的统计分析是大逻辑(macrological)层面上的，他对后工业社会特性的断言也只是一般事实的平板陈述。例如，他将其所描述的社会“下层建筑”的历史一分为三，从交通系统到能源系统至大众传播系统呈循序发展。第三发展阶段中，产生了大众媒介与电脑的融合，这个变化标志着我们迈入了后工业社会。⑦于是，社会世界转型的标志是界限模糊的一般过程。所有这一切之中最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贝尔想避开“技术决定论”，®他还是将后工业社会的起因归结为技术革新（电脑+大众媒介=后工业社会)，因而也就自相矛盾了。即便人们对贝尔滑入技术决定论宽宥对待，但由于他把社会现实的整个领域描述为受到电脑化大众媒介同质均匀的影响，他对总体化这一问题也就难辞其咎。
第一章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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