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论题是政治上的。体制维持（system maintenance)问题从劳资关系转换成国家对于合法进入经济系统的要求。从国家角度看，经济行动揭示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政治层面。经济行为不再显示为自然法则与个人的工具性行动的聚合(convergence),它们不再是服务于自身利益的“中立”机制，而是受制于“外来”因素的“操纵”。当国家进入市场干预时，如福利、军火采购、法律限制、仲裁劳动纠纷等，经济系统便连自我调节的外表也丧失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秘密便一览无遗；原来一直是合法的，如今则暴露出它的意识形态性。社会体制的矛盾已经从马克思式的问题转变为韦伯式的了。
第二个论题是科学对工业的渗入，这与我们的关系更为直接。对哈贝马斯而言，若说国家干预论力图将经济政治化，科学的发展便起着去政治化（depoliticize）的作用。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没能阐述清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哈贝马斯论证说，马尔库塞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所进行的批判，也没能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人们所说的大科学(bigscience)把“中立性”重新引入政治行动，从而使得国家干预合法化了。当某国政府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按“科学”依据，采取“技术性”行动，其行为便自然而然地合法化了。政府聘用科学“专家”，从而获得了普通市民无法得到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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