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结构主义者的文本阅读实践中，意义是由读者主动构建的。吉尔论证说，知识分子这样做就在孤立的阅读中构建了自我，因为高等教育的推广，这种做法已经被资本主义推向所有的大众社会。大众教育意味着“培训人们对世界进行有前提有系统的思考，[并]要求自我与它对特定身份与规范的认同脱离，这些身份与规范是封闭的群体生活所预先给定的”。于是，后结构主义者从理论上概括了一种新的社会实践，但是，吉尔声称，他们错就错在忽略了使他们的实践获得语境的自我反思要素(self-reflexivemoment)。吉尔的批判性结论是，“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规划是对以下社会状态的支持，即它生成并维持其主体性的独特方式……而同时又掩盖了其构成条件……”
虽说对后结构主义的这种批判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德里达、巴尔特、拉康，也许还有其他人，但把它用于波德里亚的观点却不恰当。超现实的理论家一直在努力，想理解波德里亚的观点得以产生的那些实践。很少有理论家比波德里亚更具自我反思性。他的著作弥漫着他周围的社会现实的意识，表明他一直想联系当前的社会状况（that socialpresent)以阐明自己的经验。在波德里亚身上，世界并非局限于书的一隅。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暗示，阅读实践构建了信息方式，其实这并没有切中目标。电视广告并不像阅读，它并不符合线性的表征逻辑。人们也可论证其逆命题：超现实在电视广告等中的传布，创造了一种自我构建实践，这种实践被德里达、福柯以及巴尔特等后结构主义者翻译成一种新的阅读实践，这种新的阅读实践违背了与阅读相联系的传统的表意方式，这种新的阅读实践与字面意义及稳定性，亦即与印刷文字确凿可靠的单义性断裂了。要说有区别的话，后结构主义只不过是用信息方式的语言翻译了阅读实践。他们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多方面的强烈反对，也正可以通过这一点加以解释：他们违反了与书本相联系的表征话语的法则，将电视广告令人眩晕的多义性带进了阅读。吉尔说，德里达对其话语的社会语言学语境缺乏反思，他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但吉尔把德里达的那种话语定义为一种阅读则是错误的。最好还是把解构定义为运用到书本上的看电视行为。解构主义把电视广告无实质的非现实性当作写作的元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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