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辩护上的重要性。
这一后退的一步，在倾向与决定之间开启了一个细微的空间，正是允许理性在信念和行为方面发挥作用的一个条件，这种条件并提出了一般化辩护的要求。这两种推理过程在这一方面是相似的。只有当我们不是简单地为印象、记忆、冲动、愿望或别的什么所驱动，而是停下来问“我应该做什么？”或是“我应该相信什么”的时候，推理过程才变得可能而且，在变成可能之后，又进一步变成必要的。通过提出决定的可能性从而停止冲动的直接作用，一个人只有通过在特定情境下自己应该做什么的思考时，才可能使得自己的信念与行为再次付诸行动。
就像任何地方一样，在这一主题的讨论中具有争议的、但又是关键的一点是：在这后退的一步之后，用于评价一个人的选择的观点并不仅仅是第一人称的。一个人突然陷入了这样一种判定的立场，即以所有个人的愿望和信念为背景，并以一种并不仅仅源自这些愿望和信念而是作用于其上通过让任何的其他人也都能够了解在这种背景下做哪些事情是正确的这样一个评价的方式，去判定自己应当做什么。
仅仅找出一个人所偶然拥有的、某些更高阶的愿望并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将这些愿望与其他各个事物一起置于作出决定的背景条件之中。毋宁说，即使就一个纯粹的自利的选择而言，人们也是在寻找正确的解答。人们尝试着去决定，在既定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下，自己应当做什么这不仅意味着我、而且意味着这个人应当做什么。对于具有相同资料的任何人来说，无论其是否处于你的处境、或是否具有与你相同的愿望，面对这个问题都应给予同样的解答。这正是赋予实践理性以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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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