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法权学派中，从格劳修斯到阿尔特胡修斯(Althusius)，从托马修斯(Thomasius)到普芬道夫(Puffendorf)，主权的超验形象被拉回凡间，植根于制度和行政程序的现实中。一个多重契约系统被发动起来，该系统的设计使它可以干预行政权力结构上的每一个突点，由此主权得到分配。这一过程的目标并非抵达国家之最高点，或获取主权之名义。相反，合法性问题被人的行政机器的角度加以解决，通过各种权力运用的耦合而发挥功能。主权和服从之圈开始闭合，自我复制，在社会现实中延伸。人们越来越不从现代性危机的冲突这一角度去研究主权，而视其为一个行政程序，它仅仅表达了冲突，而其目标则是在权力的辩证运动中达成统一。因而，自然法权学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出一种思想，主张通过实在的行政形式来分配和表述超验主权。①
在自然法权学派中，综合还只是隐约可见，可一旦被放到历史主义的背景中，综合就一览无遗了。一个论点是：把主权理论同国家理论糅合为一体，并把它们都放到共同的历史基础之上。当然，这个论点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才被一些反革命学派正式提出，把它同启蒙主义时期的历史主义捆在一起并不很精准。然而，早期的思想中已留下后期思想发育的种子。自然法权学派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出以实在的行政形式表述超验主权的思想，而启蒙时代的历史主义思想家们则试图构想出历史过程的主体性，由此为主权的归属和运用寻得坚实基础。②举例而言，在维柯的著作中，决定主权司法概念的所有因素都建立于历史发展力量的基础之上。他的著作就如一颗流星划过启蒙时代浑浊的天际，引起人们的惊恐与不安。在他的著作中，超验的主权力量被喻示为神圣进程的指示，它同时具有人性和神性。历史中主权的构造具有了强大力量，历史迫使一切意识形态构筑都必须面对现实。在历史的领域，现代性的源生危机从未终止，也没有必要终止，因为危机创生出新的力量，推动历史和政治不断发展。不过，这一切仍处于超验主权的掌握之中。多么天才的颠倒！可同时，它又是多么完整的神话！构成危机的成分，以及不可被解决、永远不中断的危机本身，现在都被理解为进步的积极因素。实际上，在维柯身上我们已经可以看见日后黑格尔为“效率”所做的辩护的雏形，它使现存的世界安排成为历史的目的。①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 参阅 Otto von Gierke 的专著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Theory(New York: Norton,1939)。
②参阅 Friedrich Meinecke 的专著Historicism : The Rise of New Historical Outlook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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