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人民
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之间，完整的现代国家主权概念终于出现在欧洲。在概念的最终成形之后是一次精神创伤—法国大革命—和创伤的愈合—反革命势力对政权的篡取，和对国家概念的颂扬。国家概念经过迅速的重构，变成一件政治利器，而造成这种重构的基本因素我们可在伊曼纽尔-约瑟夫·西哀士的著述中略见端倪。在他那既奇妙，又充满诽谤的长篇政论《何谓社会第三等级？》中，他把国家概念同社会第三等级，也就是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西哀士试图把主权概念引回到它的人文主义源头，重新发掘它的革命可能。对我们而言更为重要的是，西哀十对革命活动的积极投入使他可以把国家概念解释为一个构建性政治概念，一种生成性机制。然而渐渐，在西哀士以后的著作中，以及他的追随者的著作中，事情变得越来越明朗，尽管国家诞生于政治，但它最终只是一幢精神建筑。因此，国家概念也从革命中被剥离出来，被全部托付给了热月党人。国家明明自自成了资产阶级以霸权手段解决主权问题的概括。②
在那些时候，国家概念已成为一种为大众熟知的革命理论(法国大革命时期，它的确如此)，人们以为国家已挣脱了现代主权概念和它的那一套统治压制工具，服务于民主的共同观念。国家概念和人民概念的联结是一个强有力的革新，它构成雅各宾派及其他革命派别的理性的核心。然而，这种国家的、大众的主权观所表现出的革命与解放也只不过是把楔子钉得更深一些，它进一步扩大了现代主权观从一开始就携带的统治和压制。当以主权力量解决现代性危机已显得不可靠时，国家就被拉进来，作为支持；当国家也不可靠时，人民又被拉进来。换言之，正如国家概念宣告它先于主权而存在，从而补充完整了主权概念一样，人民概念也通过另一个虚假的逻辑回溯补充完整了国家概念。每一步逻辑回溯都加固了主权力量，因为它使这种力量的根基神秘化，也就是说依靠概念的自然性。国家的同一性，甚至人民的同一性都必须表现为自然的、源生的。
政治学前沿系列·帝国
①在一个相当不同的情景中，Emmanuel-Joseph Sieyès 宣称民族具有绝对的优先权。他说：“民族先于一切，它是一切的根源。”
② 关于 Sieyès 的著述和法国革命的发展，参阅 Antonio Negri 的专著Il potere costituente: sag-gio sulle alternative del moderno(Milan:Sugarco,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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